我们在军营里生活了5天。

    这是威武雄壮的5天，是意气风发的5天，是多姿多彩的5 天，也是烙印深刻的5天。这5天的磨练，对大家今后的成长，对京华时报的建设，都会产生积极影响。对那些投入得更多、体验得更深的同志来说，这5天的磨练，甚至能够受益一生。

    我们所在的部队——38军装甲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这是一支在战争年代立下过赫赫战功的部队，是一支在和平时期又不断立下新功的部队，是一支培育了无数个功臣和将军的部队，是一支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光荣传统的部队。

    今天，我们是这支部队的一员。

    我们像战士一样同吃同住，像战士一样操练打枪，像战士一样严格要求，像战士一样纵情高唱，像战士一样整齐划一，像战士一样英姿飒爽。有这样一段“当兵的历史”，我们为之感到荣光。

    这些天里，所有参训的同志都不怕疲劳，连续操练，表现出了高昂的斗志和良好的风貌。十几位同志在发生意外事故的情况下，轻伤不下火线，坚持出满全勤；特刊编辑部的同志们日夜奋战，每天平均睡眠时间仅有几个小时，记下了我们军营生活的一个个生动瞬间。

    这是一种状态，这是一种精神，这是一种士气。

    这也是一个证明。它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重新塑造的。我们的意志可以变得更加坚强，我们潜能可以得到更大释放。

    5天时间是短暂的。5天的收获相当丰硕。大家在这5天里感觉到的、体验到的、思考到的东西，值得反复地回味、理解。

    比如说——

    要更好地理解什么叫——时间，珍惜时间，敬畏时间，树立牢固的时间观念，养成争分夺秒的良好习惯；

    要更好地理解什么叫——纪律，令行禁止，一切行动听指挥；

    要更好地理解什么叫——团队，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支撑，把集体荣誉看得高于一切，把自己融化为集体的一员；

    要更好地理解什么叫——细节，一点一滴做起培养好的作风；

    要更好地理解什么叫——执行，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

    要更好地理解什么叫——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所有成功和所有胜利都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要更好地理解什么叫——坚强；

    要更好地理解什么叫——奉献；

    要更好地理解什么叫——“不抛弃，不放弃”…….

    这一切，既是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也是做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是做事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媒体企业建设的应有之义。

    军训，是京华时报社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2001年5月，我们的创业者队伍就是在军营里受到艰苦锤炼，并从军 营出发杀进北京报业市场的。此后，我们的军训进行过多次。从某种意义上说，军营就是京华时报的摇篮，军队的作风成就了京华的事业。

    8年后，我们重返军营，在这里接受锤炼，接受陶冶，这将对大家今后的成长注入新的动力，对京华时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最后，我要代表京华时报社，代表大家，向英雄的38军装甲团表示真诚的感谢。感谢为这次军训作了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的首长们，感谢为这次军训付出了心血和汗水的各位教官们！

    由洪洋同志带队的本报采编考察团，带着编委会确定的两个题目西行“取经”，5天时间马不停蹄走了3个城市，访了4家报社。通过考察，对报纸版式创新问题有了新的感知，对业务人才晋级问题学到了经验。两个题目之外还有别的收获，如怎样开好编前会、怎样完善考评制度、怎样严格出版流程，等等。这次考察活动的成果，集中反映在本期的业务交流上，有的已经运用于近日的版式调整中。

    京华时报创刊8年来，正式组团到外地媒体考察学习，这在采编中心还是第一次。这些年，兄弟媒体到我们这儿访问的很多，既有各个报社的，也有报业集团的，还有其他媒体的，甚至有不少来自海外的，相比之下，我们很少就报纸采编工作问题外出考察学习，正式组团更是没有过。这给业界一种印象，似乎京华时报名气很大，是出理念的地方，是出经验的地方；也给自己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们一直走在业界前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自满自足了。这样久而久之，很容易把自己封闭起来，看不到世界的风景，看不到外面的变化，看不到兄弟媒体的精彩。而这种自我封闭的心态，又很容易使我们陷入一种夜郎的自大，甚至是一种病态的自恋。实际上，今天的媒体环境已经不是8年前的那种样子，今天的京华时报在许多方面已落后于优秀的同行。我们要进步，要发展，要创新，就必须打开窗子，打开门户，多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多看看外面的风景。而首先要打开的，是我们的心态，以开放的心态听业界观点，以开放的心态采百家之长，以开放的心态迎八面来风，吸收和借鉴一切最新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使我们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由此联想到京华时报创刊前的考察活动。9年前，当人民日报编委会下决心要创办一份都市报的时候，我们对此缺乏完整的认识，更没有现成的经验，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出去向兄弟报社学习。人民日报为此组织了3个考察团，一路西行，一路南下，一路北上，分别走访了当时全国最知名的一些都市报纸。同时，委托专业调查机构对北京、上海和武汉三地的报纸市场进行大规模抽样调查。从决定创办京华时报，到京华时报正式创刊，经历了长达近两年时间的筹备期，而筹备期的重点工作就是通过明察暗访、学习调研，把都市报的规律弄清楚，把都市报的机制弄清楚，把都市报的定位弄清楚，把都市报的操作弄清楚。正是由于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了这些必要的“功课”，才有了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办报方案，才有了完整的办报理念和思路，可以说，当时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想到了，都想透了。这使我们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避免了摸着石头过河，绕过了前人走过的弯路，一出手就是一个成功的报纸。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日报编委会的开明、开放和海纳百川的气度，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可以说，京华时报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心态的产物。过去我们是靠着这种心态取得成功的，以后也要靠着这种开放的心态创新和发展。

    我们所处的媒体环境发生着急速的、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业界共同面对，需要大家相互启发。这些年，为了寻求一些问题的答案，业界的学术交流活动频繁，兄弟媒体的学习考察活动很多。许多媒体在考察学习方面，表现出一种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如饥似渴的态度。一个例子：2001年，解放日报集团党委书记兼社长陆炳炎同志带领班子成员集体来北京考察，重点访问了创刊不久的京华时报，当时与我有过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离开京华时报之后，他们直奔机场返回上海。两年后我曾去解放日报回访，陆炳炎社长和解放日报的其他领导成员热情接待，他当时很有感慨地说：“前年我们离开你们那儿，去机场的路上，就在车子里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决定新闻晨报立即扩版。现在，新闻晨报已经成为上海一家独大的报纸。这是当时去北京考察的收获，谢谢你们。”去年，解放日报集团现任社长、中国记协副主席尹明华再次率团来京华时报考察，他们虚心的态度和开放的心态再次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我想，解放日报集团这些年之所以能够一直走在行业前面，就与他们这种开放心态和学习精神直接相关。纵观媒体市场的生死沉浮，那些自满自大、自我封闭的媒体，不管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现在都已经落后于时代；而那些抱着开放的心态，善于学习、善于借鉴、勇于改革、锐意创新的媒体，总能够通过不断更新跟上时代的脚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京华时报的发展遇到不少亟待破解的问题，今后的发展道路上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单靠我们自身的悟性是不行的，单靠我们关起门来的摸索是不够的，必须虚心地向兄弟媒体学习，虚心地向其他企业学习，包括虚心地向我们的竞争对手学习，从别人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中，获得灵感，汲取智慧，找到解决一些问题的办法和思路。除了“走出去”，也要“请进来”，要把那些确有见解的专家请进来上课培训，把那些优秀的同行请过来进行交流。当然，关键是要有一个善于学习的开放的心态。只要有了这种心态，即使没有外出考察的机会，也能通过多种学习方式获得新知，正可谓“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毕竟，网络已经如此发达，信息渠道如此通畅，获取各种知识都已经非常方便。

    以后，京华时报还要组织一些外出考察活动。下一步准备派出去学习的，是由明胜同志带队的考察团，拟于近期赴上海、浙江等地，带去的考察题目是——如何发展数字媒体，如何进行报网互动。

请点击图片看视频

     今天是京华时报创刊8周年纪念日。8年前的5月28日，京华时报一炮打响，成为2001年中国媒体十大新闻事件之一。8年后的5月28日5时28分，国内首家基于3G无线网络的视频新闻平台——《京华播报》正式上线。这是对京华时报创刊8周年的最好纪念，也是我们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节日礼物。以下是本报为此发布的消息—— 

    本报讯 从今天开始，拥有3G手机的用户都可以收看到视频版的京华时报——《京华播报》，京华网也同时推出流媒体新闻业务。自此，国内首家基于3G无线网络的视频新闻平台——《京华播报》IVVR业务正式上线试播，一同上线的还有《京华无线娱乐》节目。 

    继2008年3月份推出京华时报手机报之后，3G视频《京华播报》是京华时报推出的又一款无线移动产品，也是京华时报8周年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厚礼。 

    中国移动的3G手机用户每天早晨只需通过可视电话拨打12590403345，即可收看精彩的京华时报视频新闻，测试期间免信息费。目前，我们每天推出的视频内容采用主持人播报的形式，播报的新闻和当日出版的京华时报同步。同时互联网用户也可以通过登录京华网在线收看相同的视频内容。 

    这是京华时报面对网络媒体挑战，进军流媒体的一大步。流媒体是一种新型的媒体表现形式，也是一种全新的视觉传播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将一组静态图片编辑成一部多媒体作品，融合音频、视频、动画、特效、互动等一切可利用的方式，以一种立体视角用声画向读者叙述一个故事或传达某个新闻。这种多媒体融合，信息量更加全面丰富，一个流媒体作品远比一张普通静态新闻图片更具有渲染力。目前国际传统媒体已经在流媒体业务上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有些传统媒体网站的流媒体业务带来的广告收益已经超越传统媒体。 

    据介绍，目前TD3G用户数量正以每周9万至10万的速度增长，已经突破百万用户。中国移动副总裁沙跃家表示，中国移动负责运营的TD二期试商用城市已开通基站25764个，开通率为99.7%。无疑，巨大的移动平台将会为内容提供商提供极大的施展空间。

    这本书的主题可以浓缩为两个字——转身。转身过程中的波澜壮阔，千言万语也难以言尽。因为，这是共和国母亲的一个转身，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风雷激荡、地覆天翻的沧桑巨变。

    书中的篇章是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作，曾以“30年转身”为总标题在京华时报连载，用每天一个跨版的篇幅刊登了59期。这样的大型系列报道，京华时报创刊以来是第一次。我们的愿望，是尽可能地充分展现改革开放30年各个领域发生的变化。59篇文章，59个侧面，组合在一起就呈现了一个伟岸的立体形象。30年来的变化可谓一日千里多彩缤纷，用什么语言才能把它准确地聚焦？一个词儿跳了出来——转身！西方有人谈及中国改革开放时曾惊叹：能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一样难以置信。而改革开放的30年，确确实实地发生了这样奇迹般的转身。尽管每一段历史都有其不可复制的独特性，但这30年，由于一个转身，共和国变得极富传奇，变得更加年轻，变得如此崭新。这是一个华丽的转身，一个伟大的转身！

    这一系列报道见诸报端并借助网络广泛传播，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也得到一些出版社的重视。人民日报出版社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决定将其全部收录结集出版，作为纪念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图书。共和国即将迎来她的60岁华诞。人们习惯地将这60年划分为两个段落：前30年和后30年。不过，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无论是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挫折的30年，还是解放思想、上下求索、改革开放并大获成功的30年，都是共和国前进中的必经之路，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也是一种历史延续。当60年前古老中国转身为年轻共和国的时候，沧海桑田的基因就已注入。30年来的所有成就，都标志着共和国60年达到的历史高度。因此，将“30年转身”结集为《共和国转身》也就顺理成章。

    这本书的作者，是京华时报一群生于１９７０、８０年代的年轻记者，可以说，他们都是在共和国转身的过程中来到世间的。当他们努力记载共和国的脚步，追访共和国的身影时，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竟让年轻的记者们震惊——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与现实太近了，近到几乎看不清变化的伟大。他们尝试着，将现实与历史尽量拉开一点——是的，后退两步，眼前的一切会更清晰，历史的脉络也看得更真切，这有助于循着历史的轨迹把目光延伸到未来。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的那样：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思想就永恒。

    主持人：吴社长，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咱们《京华时报》社在战略上有些什么样的调整？

    吴海民：战略上没有做大的调整，一直在朝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奋斗。因为在前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大的工程，既京华时报社“十一五”期间五年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这是《京华时报》创刊之后的第二个五年规划。在这个规划里，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了，该想到的问题都想到了，三步走的目标讲得很清楚了，未来的大致图景也勾画出来了。这也是京华时报创刊以来工作上的一大特点，即，目标明确，要干什么不干什么，大家心里很清楚。

    主持人：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吴海民：第一步，就是扎扎实实做好我们的主营业务，即《京华时报》自身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北京的第一。这个目标是我们创刊时就确定了的，现在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就是在此基础上做好拓展型业务，包括创办或购并其他的报刊，包括发行物流网络的增值业务等，围绕产业链上下延伸，发展为一个报业集团。第三步，是未来新兴业务，多媒体运行，包括网络媒体、移动媒体、广播媒体等等。

    主持人：这个“三步走”的规划，现在完成到了哪一步？

    吴海民：第一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京华时报已经成为北京报业的第一。这个第一有多个指标。《京华时报》的内容，在网上的搜索量一直排在前列。我们的报纸零售量，几年来在早报市场始终占有绝对优势，今年放量期间又创出历史新高。据10月上旬的市场监测，《京华时报》占早报零售市场的份额曾一度达到78.19%。同一时间的监测，《京华时报》在北京综合性日报零售市场的占有率也达到37%以上。

    主持人：今年很多报纸都涨价了，京华时报呢？

    吴海民：我们也由每份五毛钱涨到一块钱，征订价全年360元，是北京报纸中征订价格最高的。涨价带来很多新挑战，同时也带来一次大机遇。涨价推动了北京报业市场的一次重新洗牌。《京华时报》一直以来的既定目标，是要谋求北京报纸发行总量的第一，但在这次涨价前，预计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因为我们迫于成本压力一直在控制发行。涨价后，发行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由控量发行到放量发行的转变，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求。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控量发行，很多读者在上午10点之前就买不到《京华时报》了，尤其今年上半年，许多摊点早上8点多就买不到《京华时报》了。这种抑制需求的控量，不是一个好的策略。涨价后，我们彻底放量，满足市场的需求，满足读者的需求，需要多少就给你供应多少。二是由早间发行到“全天候发行”的转变，发行时间大大延长。一般讲，涨价后每天报纸的零售时间延长三个小时左右，在有些地方会延长五个小时左右。这样，《京华时报》就最大限度地适应了各个时段的读者需求，早上出行、午间出行的读者都能买到。

    主持人：今年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报怨发行下去了，只有您在这边说我们的发行上来了。

    吴海民：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一次机会。

    主持人：广告有没有上去？

    吴海民：广告是另一个大收获。2005年，我也是在这个亚洲大酒店的这个会议厅，在类似这样的会议上，面对业界同仁们公开预言过：2008年《京华时报》将成为北京广告收入的第一。当时很多同志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现在，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京华时报》的广告收入今年已经成功地拿下北京报业的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已经拉开了和其他竞争对手的距离。在全国排名中，第一名是《广州日报》，第二名就是《京华时报》，1月份到10月的累计排名我们始终在全国第二位，站在这个位置上几乎没有波动过，很稳定。今年4月，我们创下了创刊以来的三个最高纪录，即单日、单周、单月广告收入最高纪录，今年9月又突破了单周广告收入的最高纪录。上半年的增长尤其明显，增幅在35%以上，奥运会之后增幅下降，全年平均下来将有约两位数的增长，广告经营额估计在16亿以上。

    主持人：我替普通百姓问您一句，好多人都喜欢看《京华时报》，但是因为它版面很多，后面都是广告。您这边，在未来一两年内有没有再扩版的计划，或者要控制一下？

    吴海民：《京华时报》已经扩版了，涨价的同时做了一系列版面调整。周三、周四、周五、周六每天增加了8个版，扩大了信息量，扩版主要用在增加了北京新闻，国内国际和文体也相应有所增加。周六的报纸自创刊以来一直是32版，从10月份起改成40版，并且成为一个常态坚持下去。财经版面从10月份起由过去每天的6到7个版迅速扩大到每天12个版，财经新闻的信息量因此大大增加。这些版面的调整，仅仅是配合报纸涨价进行的策略性调整，或者说是技术性调整。大家可以发现，这一个多月以来《京华时报》的内容有了明显的可喜的变化，信息更多了，版面更纯净了，可读性更强了，特别是和北京市民的贴近性更强了。这些变化只是一个好的开始。如果你是一个《京华时报》的忠实读者、连续阅读的读者，你将会发现，这份报纸会越来越好。现在编辑部的同志们越来越关心业务问题，许多同志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下一步还要开展业务大讨论，我们计划明年春天作一次全方位的改版，使这张报纸更加成熟。

    主持人：我们期待着。您刚才说到《京华时报》的广告额上升，但是像今年，很多商家，比如像三鹿，后来的蒙牛、伊利，包括现在的国美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你们在报道的时候，怎么从新闻的公正、公平性出发，处理你们跟广告客户之间的关系呢？

    吴海民：这些企业的消息我们都报道了，而且报道得比较充分。我们并没有因为做了充分的报道就失去了这些广告客户。比如国美昨天星期五的规模性广告投放，你会发现，它仍然把最大的份额投到了《京华时报》上。

    主持人：为什么？

    吴海民：我们已经连续几天报道了国美事件，甚至有一天用了整整两个版的篇幅报道国美事件，还把它做到了一版的导读上，但这并没有影响国美对《京华时报》的广告投放。我想原因主要是两个：第一，我们的报道是客观的、准确的、真实的、负责任的，而且是十分慎重的，报道中没有任何主观的推断、预测、猜想，一律没有。我们只讲事实，只讲真实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去妄加推断。我想，只要是事实，大家都会以平常心来对待。第二，也由于《京华时报》长期以来和这些客户之间建立了信任感，他们信任《京华时报》这张报纸的新闻价值，信任《京华时报》提供的发行数据，信任《京华时报》读者的强大购买力，信任《京华时报》非常好的广告效果。他们很清楚在《京华时报》刊登广告之后对企业产品销售带来的拉动作用。这种长期以来建立的信任感，不会因为一篇几篇报道而动摇。

    主持人：《京华时报》这些年成长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北京的市民其实都是见证了的。您的办报理念如何贯彻给这张报纸？在同城报纸竞争相当激烈的情况下，您怎样看待这张报纸的未来？

    吴海民：作为《京华时报》的创始人，我对这张报纸的筹划、理解和把握，比较集中的言论是在几个阶段，一是创刊之前的一系列策划报告和实施动员，全方位地确定了《京华时报》的办报方向、办报原则和基本框架；二是创刊后写的长文《媒体木桶》，全面阐述了《京华时报》成功的各个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着力于媒体创新这一系统工程的结构性再造，也解释了业界关心的所谓“京华时报现象”；三是我在2004年写的长文《北京报业的淘汰赛和争霸战》，这篇文章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其中的一段以《赢家通吃是报业竞争的最后结局》为题交杂志发表了。当时，主要是给报社内部看的，主要讲了报业的区域竞争问题，以及京华时报的战略选择；四是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包括《都市报的冬天提前来到了》、《中国媒体大变局》以及随后在我的博客上发表的关于报业创新的一系列思考，它们从宏观上分析了中国报业未来的走势、中国媒体业未来的走势，媒体业内在的结构、外在的环境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京华时报》的战略选择、策略安排和业务创新等等。目前这段时间，由于我开始直接负责报纸的编采业务了，思考的问题也就更加具体，但所有思考都越来越集中在一个题目上，即：如何探索和确立网络时代都市报的竞争优势。包括都市报在内容上有没有优势，优势有哪些，如何将这些优势体现在版面上；广告经营有没有优势，优势有哪些，如何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广告的增长；传统的报纸的发行及发行网络有没有优势，如何将这种优势进一步发挥，等等。包括我的同事们，大家都正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且准备更深入地思考，力求找到明确的答案。我现在很有信心，我们一定会找到这些答案，确立我们在网络时代的竞争优势。

      主持人：搜狐是08北京奥运唯一互联网赞助商，《京华时报》是搜狐的奥运媒体联盟中北京唯一的一家都市报，您如何评判08年奥运会期间，搜狐和《京华时报》的合作？

    吴海民：《京华时报》和搜狐网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奥运会期间，这种合作、互动有了新的进展，这种进展会为以后更好地合作探索出新的途径、新的方法。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报网互动。报网互动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谈论的报网互动，还仅仅局限于自家报纸和自办网络之间如何有机的互动。实际上，报网互动有更广泛的领域，如我们《京华时报》，不仅需要与自办的京华网互动起来，也需要和一些权威的、有影响力的、有竞争力的门户网站有机互动。这种互动会有更大的影响，互动好了也会实现双赢。目前报业和门户网站的合作还处在一个过渡阶段，由一开始的那种简单的合作，到后来产生了一些猜忌，甚至发展到了多少有些敌意，然后又发现了实际上谁也离不开谁，又开始探讨如何良性合作，甚至在探讨如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还要继续下去。未来的合作，大概不能停留在感情层面、业务层面和技术层面，需要逐步地探索更深层次的合作。比如说，合作的机制问题，甚至是合作的体制问题。

    主持人：您理想中好的合作机制和体制是什么样的？

    吴海民：再好的理想，似乎也总是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就像领导同志讲的，我们对互联网的认识，未知远远大于已知。我们这些年实际上一直在跟着技术走，我们的理想似乎始终没有走到技术前面，而技术总是走在我们的理想前面。所以对目前来说，更多的还不是理想问题，而是现实问题，是今天怎么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明天如何飞快地奔跑着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大概，永远会是这样的状态。

    主持人：您觉得网络媒体有没有改变纸媒？

    吴海民：这种改变不是单方面的。首先还是纸媒改变了网络。为什么？网络作为一种技术产品，尽管它一直在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知道，早先的网络仅仅一种通信联络的手段，而根本无法称之为媒体。要成为媒体，它必须承载内容。内容在哪里？做内容的人在哪里？有了内容该怎么做？实际上，在网络媒体发展的初始阶段，是大量的来自于传统纸媒的人，包括许多优秀的报纸的编辑记者加入到了互联网行列，给互联网注入了新闻理念，给互联网注入了内容资源，给互联网注入了职业精神，给互联网注入了编辑技巧，一句话，给互联网注入了灵魂和生命。现在许多互联网负责内容管理的领导人，多的是从传统媒体过来的，是他们在这些年里改变了互联网，而且他们会在以后继续以自己在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形成的理念、经验、思维方式继续改变互联网，他们也会根据这些年传统媒体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出现的一些新的状态、进行的一些新的探索，及时地移植到互联网的内容建设当中。所以，首先是传统媒体改变了互联网。

    当然，互联网也反过来在逐渐地改变传统媒体。这种改变是多方面的。比如说传统媒体信息源的打开，原来依靠热线，再早是依靠通讯员，或是记者亲自去发现，信息源的面比较窄。现在有了互联网，大量的信息，或者是已经公开的信息，或者是新闻线索，都通过网络呈现给了传统媒体的从业者，有的成为我们直接采访的信息源，有的成为我们二次报道的新闻点。再如，对报纸内容的改变，过去报纸曾经有过一个追求，即“一报在手天下全有”，很多的报人，特别是做综合性报纸的都有这么一种理想，“一纸风行洛阳纸贵”。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报纸的版面容量与庞大的互联网相比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互联网为海量信息提供了无限空间。而报纸版面却显得非常有局促。这种情况下，还能做到“一报在手天下全有”吗？不可能。于是，我们就应该根据目前的情况，探讨报纸内容究竟该怎么做。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我们如何在有限的版面里承载更加精制的内容，如何把大量的、庞杂的、虚假的、海量的信息，通过职业化的编辑加工给它梳理好、筛选好、加工好。再进一步，如何根据报纸特定的读者群，给大家进行一种“定制新闻”。当然，还有许多许多这样的新问题。所以说报纸的内容必须创新，创新也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们现在主要思考的，《京华时报》正在探索、实践的，就是这样的创新。

    一方面，传统媒体改变了互联网，一方面，互联网反过来也在改变传统媒体，这种互相改变实际上是在走向融合，融合是媒体发展的大趋势。前一段时间，搜狐搞30年访谈，传媒的话题是我和喻国明老师对话的，当时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中国的传媒业面临重构，在重构的过程中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大趋势是转型，第二大趋势是裂变，第三个趋势是融合。转型是就传统媒体而言，传统媒体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在网络时代遇到了新问题，需要进行战略的转型，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媒体环境，不转型就没有出路。裂变是就网络媒体而言，因为网络技术在迅速更新，这种更新比传统媒体的更新频率更快，快到你简直不可想象。比如说我们过去讲一个技术周期是18个月即“摩尔定律”，但现在网络技术的革新周期已经大大缩短了，从1.0到2.0，从2.0到3.0到4.0到5.0，到N.0，从固定的到桌面的，到移动的，到更人性化的，从大众媒体到个人媒体，到流媒体等等。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过程？这是一个不断裂变的过程。所以说，你们网站的同志也不要在这儿觉得很安稳，因为你们处在一个更加飞速变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处在一个不断裂变的过程中，你们的稳定性比传统媒体要小得多。第三个趋势就是融合，融合就是指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的融合，当然，传统媒体之间也需要融合，比如传统的报纸、传统的广播、传统的电视之间也需要融合，网络媒体也需要和其他的数字媒体融合，比如和手机，包括网络自身的博客、视频等等。各类媒体的大融合就形成了中国传媒业重构的大趋势。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同志为我的《中国版权备忘录》作的序言，是一篇值得认真品味的好文章——

    在版权领域，有两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一本是郑成思先生的《版权法》，这本书多次再版，公认是中国版权理论的扛鼎之作，也是我的案头必备。一本是海民的《中国版权备忘录》，也是再版，篇幅不到20万字，却涵盖了由改革开放之初到1992年中国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中国版权走过的极不平凡历程，跌宕起伏，读罢心中久久难以平静。

     版权作为一种智力成果权是工业化的产物。当作品可以由印刷机由一份复制为多份时，作品走出了由私人间刻抄传阅的狭小范围，迈出了面向社会广泛传播的关键一步。同时，这种广泛的传播使印刷成为可以带来利益的事情，保护作者和印刷者的利益，关系到这种广泛的传播方式能否延续和发展。170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安娜法》（即“为鼓励知识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内权利的法”），由此开始，版权作为法律确定的一种知识产权进入人类社会，迄今已近300年了。

    版权作为法律确定的权利进入我国社会生活，还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1979年1月，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里程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国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在签订《中美高能物理协定》时，涉及到版权问题，当时代表团无人知道版权是什么。仅仅时隔半年，在中美双方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时，又遭遇到版权这个问题。当时，国内无人知道版权是什么。

    虽然在1910年清王朝崩溃前夕颁布过《大清著作权律》，虽然在更早的时期中国宋代就出现过版权的萌芽，但正如书中所述，在中国历史上这仅仅是“一道稍纵即逝的闪电”。

    在欧洲，版权保护已有近300年的历史。

    而在中国，30年前我们才刚刚知道“版权”这个概念。

    差距多么大。

    但仅仅经过30年，版权已成为社会生活中出现频率非常多的一个流行词语，我国的版权保护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的变化。

    中国的版权保护，起步晚、时间短、进步大。成就是客观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也不能评价过高。我们不能认为，我们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就走过了发达国家300年的历程。从版权的法律制度设计上、从立法层面看，中国的版权保护的确走过了这个历程。关于这一点，国际社会和国内都有共同评价。但是从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层面看，还存在不少问题。著名学者郑成思先生生前曾尖锐地指出：“如果市场上的光盘，两张光盘有一张是正版的，我就不说我们版权保护水平不够了”。多么简洁、生动、有说服力。版权工作根本上是要平衡权利人与权利使用者两者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使社会进步、公众受益的目的。当前，在权利与权利的使用这对矛盾中，创作者的权利尚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在当前，这仍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然而，这只是基于事实的一个客观判断，并未探究到问题的根源。

    当我读完这本书，除却几分对版权保护成绩的欢愉，更多的是复杂与凝重的思考……

    为什么？我来说明一下。

    在改革开放之初，陕西的一个县城，出现过一桩“扬名费疑案”。一位业余作者创作了一部秦腔剧本《光棍娶妻》，剧本被县剧团采用了。当作者见到剧院门口海报上赫然写着他这个编剧的大名时，喜悦心情难以言表，在向剧团表示感谢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些不安分的想法：“能不能再给我一点稿费？”。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剧团说：“我们给你扬名了，还没有要扬名费呢，你竟然还跟我们要稿费？！”这官司打到了县法院，当时法官支持县剧团的主张。

    这是书中叙述的发生在20多年前的一桩事情。

    现在，任何一个法院的法官们都不会象20年前那样断案了。但是，类似的事情在当前社会生活中却并非绝无仅有。就在前两年，当国内的词曲作者期望依据法律把他们的权利延伸到卡拉OK领域时，也出现了不少啼笑皆非的事情，其中，某大城市的卡拉OK经营者就提出，“凭什么要为词曲作者支付卡拉OK版权使用费，他们还应当向我们支付扬名费呢！”

    两个故事虽然时隔20年，竟如出一辙。

    这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的版权保护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应当怎样评价中国的版权保护？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的版权保护时间短，起点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侵权盗版问题，这是中国处于现在这个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因此，当中国达到国际条约保护的基本门槛时，应当给中国一定的时间。要求中国现在就要达到发达国家的保护水平，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当然，我们决不能用自然主义的眼光对待版权保护，决不能以发达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版权保护历程来为我们设定一个漫长的保护期限，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改革开放30年，我们已完全走出封闭，按照国际规则与世界的发展融为一体；二是坚持科学发展，要求有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要求尽快摒弃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但是，我们怎样缩小差距？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当我们联系现存进行深入思考后，不能不把原因归结到“观念”身上。

    在事物发展变化中，转变一个民族的观念是最难的。然而，观念也是最有力量的。改革开放以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转变了中华民族的观念，推动了整个中国的巨大变革。没有观念的转变，就没有现代中国的发展。

    我曾提出，“公众的版权认识水平决定着我国的版权保护水平”。认识是主观的，保护程度是客观的。但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观念总在行动之前，就好比闪电总在雷鸣之前。存在与意识、行为与观念，在人类思想史上始终是一个既简单又玄奥的命题。

    不仅应认识到观念的作用和力量，更重要的是怎样转变观念。

    这本书就是一本让人们改变观念的书。作者不仅以犀利的目光记载了那一段历史中版权的发展进程，与众不同的是他善于把这段历史以及作者的情感与思考更加生动地以人们更乐于接收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是以罗列现象和压缩代替简约和朴素，以生涩和玄奥代替理性的表达。

    这对于我们具有双重的启示：1、版权需要理论，也需要通俗。如就面向社会公众而言，更需要通俗；2、通俗并不是简单化，也不排斥理性，而是用智慧把现存生动地表达出来。就我而言，这是该书在版权领域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全部理由。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修订再版此书很有意义。

    （阎晓宏同志写于2008年8月）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报告文学这一新型的文学形式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重视和欢迎。人民群众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报告文学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促进了报告文学创作的日益活跃。一大批报告文学名篇佳作陆续发表，对人们的心灵情感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其它文学形式所难以达到的深刻影响以至强烈震撼。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小说等文学体裁相对清冷沉寂，唯有报告文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报告文学创作取得的成就，不仅显示了这种文学形式所独具的特殊的社会功能，也使其自身从其它文学体裁的附庸地位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蔚为大观，在文学发展史上步入了从未有过的辉煌。

    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报告文学开始从其巅峰往下跌落，似乎出现一种明显的颓势，这主要是表现在其社会参与意识及批判功能有所减弱，其阔大深沉、敏锐犀利的品格有所淡化。游离于社会现实生活主题之外追艳猎奇的趋势，使相当一部分报告文学流于平庸。同时，献媚的“广告文学”、滥造的“虚假报道”也打着报告文学的名义流布于市，大大损伤了报告文学的形象和声誉。面对这种局面，一批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报告文学作家决心重振旗鼓，报告文学创作正在经历一番内在的调整，酝酿着从采写内容到表现方法的新突破。

    人们期待着更真实、更有力度的报告文学作品出现。在这个时候，华艺出版社集中推出了吴海民的“高保真长篇纪实系列”，包括《审判“海盗”——中国版权备忘录》、《金元新闻——新闻记者的道德危机》、《书号魔方——出版者的慢性自杀》、《AV风骚——来自音像世界的警示》、《黄色诱惑——中国文化市场透视》5部长篇，达100万字。这在当前的报告文学创作上显然是引人注目的事情。

    这套丛书将会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不在于作为作家个人独自创作出版所达到的一定规模，而首先在于这些作品对一个个重要领域的全景式透视。《金元新闻》是我国第一部全景透视新闻界的报告文学，《书号魔方》是我国第一部全景透视出版界的报告文学，《AV风骚》是我国第一部全景透视音像界的报告文学，《审判“海盗”》是第一部全景透视知识产权特别是版权问题的报告文学，《黄色诱惑》则是第一部全景透视文化市场、概览十年黄潮泛滥状况的报告文学。这5部长篇结为一体，又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和文化背景上，以少有的宏观气势和开阔视野，全景式地透视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精神生产领域所经历的深刻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过程中的阵痛和困惑。作者在这里展示的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领域，又是近年来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热点的领域。这个领域之所以越来越热，是有其深刻社会背景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已经打开大门任凭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至的情况下，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依然小心翼翼，慎之又慎。这不奇怪，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由我们现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然而已经奔腾起来的市场大潮无孔不入，包括市场上的盲目的消极的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力量，都朝着这个领域扑将过来，或猛烈冲撞，或迂徊渗透。于是，一些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范围极为少见的“怪胎”出现了，如买卖书号、买卖版号、买卖刊号、有偿新闻、广告新闻、虚假新闻、诽谤新闻、非法出版、盗录盗印、制黄贩黄等等，这些现象不仅令管理部门十分困惑，也在全社会传为奇闻。在吴海民的报告文学中，这些“怪胎”被一层层地解剖开来展示给世人看，并从这种几乎是无情的解剖中，透视出了这些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面对的种种难解的课题，在改革开放中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所经受的风风雨雨，并将其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上进行理性分析。于是，读者就看到了众多独特社会文化景观背后的特有的心态，特有的体制，特有的国情，发现了带有根本性质的社会矛盾。从这方面说，这些作品不仅可以作为报告文学来读，也是可以作为社会学著作来读的。

    这套丛书，在题材的选择、事件的选择上，是立足现实和逼近现实的，具有极强的新闻性。其中不少内容，写的是新近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影响全国的新闻事件，是关于这些事件的背景和幕后活动。在大家对这些事件的兴奋点还没有消退，急于了解到详细内容的时候，作者及时地为社会思考提供一些独家的材料和分析。比如说，反对有偿新闻的斗争是从1993年秋季开始的事，作者的《金元新闻》一书在当年的年底就已经完成了；清查买卖书号的最新一次行动是1993年冬季的事，作者的《书号魔方》在第二年的春天就已经定稿。“扫黄”、“打非”的最新一次全国集中行动，是在1994年秋冬展开的，作者的《黄色诱惑》于当年年底就已经交付出版。作者就是用了这样的速度来“逼近现实”，以保留作品的新闻特质，追求作品的新闻鲜活，期待它们的新闻效应。这种与事件“同步”的写作，对任何从头采访的作者来说，都是具有很大难度的，甚至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好在，吴海民本人就是事件的亲历者，是斗争的参与者，甚至是一些重大政策制订工作的参与者。作者所具有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其能够对一些重大决策的内幕作出权威的披露，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权威的分析。在这里，采访是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的,积累是无时无刻不在增加的，思考是与实际工作的开展同步的。作者的这种采写条件，加上其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就使其作品达到了一种“逼近现实”的效果。

    吴海民这套丛书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是其高度的真实性。他把丛书的名字题为“高保真”，就是取高度保真之意。他向读者保证，文中所写的一切都是真的，绝无虚构，完全可以对号入座。这样一种保证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需要有一种坚持真理的勇气和为人民负责的社会责任感。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所在，是报告文学的力量所在，也是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的魅力所在。读者对报告文学的青睐，主要是缘自于对其所反映的事实的关心，缘自于对了解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渴望。离开了真实，报告文学就没有生命。当然，每一位报告文学作者都会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的作品是真实的。但我想，每个人对真实性的理解绝对不同，要求也肯定不同。我们所讲的真实，不应该只是大致真实、大概真实、基本真实、差不多真实，而应该力求绝对真实，因此要尽量避免和减少主观臆造和所谓的合理虚构。在吴海民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事件、人物、情节是真实的，而且，细节、对话、人物的姓名、人物的情态等等细微之处，也都是有根有据的，或褒或贬或颂或批，都是直呼其名，直呼其位，极少象有些作品那样以“某某”、“xx”或假名隐性代替。也许，是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缘故，笔下似乎已经容不得多少主观想象和艺术虚构，满篇都是事实、真实的事实，似乎只想把更多的事实告诉读者，把更多的信息告诉读者，把丰富的信息和事实组成的五光十色及社会的原生态呈现给读者。当然，他是选择了那些最典型的事件、最有意义的信息。最初，他曾经给丛书起过一个名字叫“新新闻纪实”，其意在于突出其新闻的真实性，说明它有别于一些文学性强的报告文学作品，是从完全以事实为依据的新闻作品那里发源而来的，是与文学虚构相去较远的一种体裁。但一些学者解释说，产生于美国的“新新闻主义”，恰恰是背离了新闻的真实性传统，在新闻写作中借鉴了小说的写法。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个名字，而取名为《高保真》。更名的目的，仍然在于突出这些作品的真实性，突出它们的新闻可信性。他的这种写法，似乎多少减弱了其作品的故事性、情节性和艺术渲染力，但我相信，真实的存在，将比任何想象和虚构出来的东西更为丰富，更具有魅力，更生动感人。同时，作者这样写，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是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采访，二是要有勇气和必要的思想准备来应付某些可能出现的纠纷。从这里，我看到的是作者心地的坦诚和对事业追求的执著。

    吴海民作为新闻出版报的新闻部主任，近年来连续发表了许多正视现实针砭时弊的长篇系列报道，具有“明星记者”、“专家记者”、“大记者”之誉，其在新闻行业上取得的成就已经在读者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写下的《大陆音像圈》、《走向伯尔尼》等多篇报告文学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现在他又一次推出由自己独立完成的这样百万字的长篇系列，其中部分作品在出版之前就通过报纸和电台的连载和连播得到了大的反响。这是他向读者作出的新的汇报，也是当前报告文学创作中可喜的新收获。（冯牧先生写于1995年l月8日）

    《中国版权备忘录》1994年出版第一版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后记。这次再版时也附在了后面。写的主要是我对版权问题的采访、研究和写作过程。原文如下——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著作权法那一刻起，我似乎与著作权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在1990年9月7日，我作为一名记者，有幸旁听了委员们关于此法的激烈辩沦，并目睹了大会表决通过时的情景。这部法律在长达十几年的立法过程中历经的种种磨难以及最终出台时的艰难，把我深深地触动了。

著作权法实施前夕，1991年的5月，我和几位同书共同采写的系列报道《中国版权问题透视》共12篇陆续发表。这项报道是在长达几个月的采访基础上写成的，融入了我对版权问题的一股激情和最初的理解。它后来被评选为全国首届繁荣出版好新闻一等奖、全国首届著作权好新闻一等奖。

在此基础上，我阅读了能够收集到的所有版权理论著作，采访了各个领域的版权纠纷典型案例，动手写成20万字的报告文学《中国，别无选择》。此书是1992年写成的，但由于一些意想不到的原因，至今尚未出版。

1993年4月，我在《当代》杂志发表了6万字的报告文学《走向伯尔尼》。它对版权立法过程及历史背景作了宏观描述，对中国人的版权意识觉醒，通过典型案例作了具体刻画，发表后在海内外都引起了较大反响，并获得“《当代》文学奖”和“大科技杯优秀作品奖”。

这期间，我还应邀为《百科知识》杂志撰写了“版权对话录”共10期，通过对话形式对版权理论知识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这些对话也产生了较好的反响，有些读者还误以为我是一个“版权专家”。同时，我还发表了《敞开国门话版权》、《稿酬！稿酬！》等长篇文章，其中有的文章也在全国性评奖中获了奖。

眼前的这部《审判“海盗”——中国版权备忘录》，可以说是我对几年来版权问题采访的一次系统总结。

我本来希望通过这次总结，把版权这个题目搁在一边，因为作为一个记者，我必须不断追逐新的热点。但是，版权是摆脱不开的。总有一些同志因版权上的麻烦找我商量，总有一些更重大的版权事件吸引我去采访，也总有一些版权国际争端值得有我在内的全国人民密切关注。

我自信地认为，这部书对读者是有用的。

                                      写于1994.5.2

    我的长篇《中国版权备忘录》近日由华艺出版社再版了。

    这本书得以再版重印，要特别感谢阎晓宏同志。

    首印是在1995年1月。当时使用的书名是《审判海盗——中国版权备忘录》。作为系列丛书同时出版的还有我的另外4部长篇。在全国著作权自愿登记的作品中，它们分别排在00001号到00005号。为此，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将其收藏，新华社以《中国版权一号诞生》为题发了通稿，近百家报纸作了报道。首印一万套很快销完，3个月后第二次印刷了一万套。

    那已是十几年前的往事了。这些年我的工作不断转换，精力和兴趣已不在创作上，与出版领域越来越远，也与版权领域越来越远。回想起来，过去出版的十来本书曾给自己带来许多快乐，但快乐都在创作过程之中，一旦出版成书，快乐随之结束，就再也不想回头去看了。尽管它们在市场上可能还要需求，我从未提起过再版重印的事。

    两年前的一天，接到晓宏同志一个电话。自从1997年我离开新闻出版署之后，我们似乎一直没有联系过。他已由当年的副司长提升为司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成为国家最高版权管理机关的主要领导。电话里，他只讲了这样一件事：他主管版权工作后，急需补充和丰富版权知识，为此翻阅了几乎所有的版权理论书籍，还请专家们给他推荐这方面的文章。一位老专家给他送去了两部作品，一部是《安娜女王法》，一部是《走向伯尔尼》。《安娜女王法》是1710年由英国议会通过的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标志着以作者权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现代版权制度的诞生，被誉为“现代版权保护的第一声春雷”。《走向伯尔尼》则是我的一部中篇报告文学。晓宏同志说，他特别喜欢我的这部作品，已经读过多遍，现在到各地讲授版权知识时，往往要引用其中的一些典型事例。他还叹道，像这样的既专业又生动的大众版权读物实在太少了。

    《走向伯尔尼》于1993年2月刊登在《当代》杂志上。作品真实的记述了中国版权立法的曲折历程，记述了中国知识群体的版权意识觉醒过程，发表后曾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于1994年获得“当代文学奖”。在我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当代中国的报告文学园地里，它也是有特色的一枝。人们常常感叹报告文学这种体裁的作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淡忘，但这部作品却在十几年中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至今，还通过一些网络的传播被人们阅读和引用。去年我曾将其中一些片断上传到自己的博客上，竟然还有不小的点击率。也许，那位专家推荐给晓宏同志看的，就是从网上下载的吧。

    后来与晓宏同志又有几次接触。每次见面，他都谈起这部作品，每次谈起，他都兴味甚浓。我从中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这部作品的厚爱，感受到他对国家版权保护工作的挚着，也感受到他对作者的创作劳动的尊重。他问我，为什么不把《走向伯尔尼》出版一本书呢？我说，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东西了，还会有人看吗？他肯定地说，会有人看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也会有市场需求。我说，那篇东西只有6万来字，出本书也嫌太薄了。他说，如果觉得篇幅不够，还可以加上一些插图，或者附上你写的其他有关版权问题的作品。他的这个提议使我兴奋起来，似乎找到了十几年前的快乐，还有十几年前的年轻。

    我确实还写过一些关于版权的作品，包括在杂志上连载过的《版权对话录》等，加在一起真的够一本书了。但在搜集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了这本《审判海盗——中国版权备忘录》。它其实就是在《走向伯尔尼》的基础上由中篇扩展为长篇的。与其整理出版一本新书，莫如将这本书再版重印。我把这个想法给晓宏说了。巧合的是，那天我把这本书送给晓宏的时候，华艺出版社的鲍立衔社长也在座。鲍社长当场表示，愿意将这本书再版重印。对书的发行，大家也有一定信心，认为它不仅适合于版权界阅读和培训，而且对整个知识界的觉醒和维权会有帮助，对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来说也是一个好的读物。

    期望这本书再版后能够受到读者欢迎。感谢阎晓宏同志的推动和作序，感谢华艺出版社的首印和再版，更感谢您——此刻正在翻阅这本书的朋友！

    《中国记者》杂志的刘国权先生5月初曾打电话来，提出就新闻纸涨价问题前来采访，我说你大老远的别跑了，咱们就在电话里聊几句吧。后来，他综合其他同仁的观点写了题为《新闻纸涨价：寻找报业应对策略》的文章，发表在该杂志今年的第六期上。其中，较为准确地引用了我在电话中说过的一些话。但漏掉了我自认为很重要的一段,即:“在恶劣地市场环境中最后能挺得住的,也许只有两类报纸企业,一是市场占有率具有绝对优势的报纸,因为它有权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市场规则;二是能够真正实行精细化管理的报纸,因为它可以有效地进行成本控制。”这里转载的是其原文——

    国内新闻纸价格从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大幅上涨，目前每吨已冲破5400元（编者：6月份的市场价格已经涨到了6300元），而在2007年4月只有4400元每吨，涨价幅度超过20%。据测算，在报纸生产成本中，纸张成本大概占到60%-70%。预计2008年全国新闻纸消耗量将达到380万吨，若每吨新闻纸价格上涨1000元，意味着报业将多承担38亿元的纸张成本。

　　更令报人担心的是，纸价高企可能将成为常态。在新闻纸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报业如何应对，如何降低成本，增加收入，获得发展已成为报业所着重思考的问题。

　　从国际纸张市场的情况看，纸张价格遵循经济学价格曲线。当市场对纸张需求增加时，纸业公司通常会修建新厂或增加生产线以提高产量，产品因而大量涌入市场；结果是供大于求，价格暴跌，造纸业处境艰难，导致纸厂关闭或关闭一些生产线，于是又造成纸张供不应求，纸张价格暴涨；吸引新的纸厂或新的生产线的建成，又一波价格循环开始。

　　这些年来，国内新闻纸价格也基本遵循这个波浪型涨跌规律。因此，在一些报人看来，新闻纸这次大幅度涨价仅仅是暂时的，在此之后，价格又将回到原点，或许涨价根本不足为虑。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更多人则对暴涨后的纸价下跌可能性没有足够信心。

　　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张延平认为本轮新闻纸涨价是阶段性的，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幕刺激了新闻纸的需求，潜在的需求增长预期使纸价大涨，由于奥运临近，可能会有一些报社和印厂为确保奥运期间的正常出版印刷，开始准备库存；根据经验，一到奥运会纸价都会上涨；另外美国大选期间也导致美国国内用纸量大增，抬高了中国纸厂的主要原材料—“美废”(从美国进口的废纸)的价格。他说：“奥运之后，纸价或许会跌下来；但是如果明年纸价继续往上走，对报业来说，那就很令人担心了。”

　　《现代快报》副总编辑袁海兴则认为纸价的高企将成为常态。他说：“造纸的原材料，包括木材，水、电、煤都在涨价，而且由于现在对造纸厂的环保要求很高，环保投入开支巨大，甚至是由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而导致用工成本增加；这些都是纸价上涨的因素，供需关系的变化仅仅是导致本轮涨价众多因素中的一个。”

    京华时报社社长吴海民从三方面来分析纸价上涨原因，一是进口“美废”上涨；二是受节能减排政策的刚性约束，2007年9月，国内整顿、关停小型制浆企业1562家，导致供需失衡；三是物价上涨使纸张原材料上涨。所以，他说：“这次新闻纸涨价是刚性的，涨上去很容易，跌下来却很慢，所以不能寄希望于几个月后新闻纸价格还像以前一样又回到原来的低点。”

    以往新闻纸价格大致遵循涨久必跌，跌久必涨的波浪型规律，一些经营意识较强的报业经营者就利用这个波动规律做文章，他们在纸价低靡时大量购进，在纸价高涨时再拿出来使用。中央电视台在上世纪90年代投资数千万元为中国电视报社建成一个能存储5万吨左右新闻纸的纸库，最多时可以提供《中国电视报》两年的用纸量。中国电视报社社长吴继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他们的库存纸量至少能用到2008年底，而且这批纸是2007年纸价跌至低点时购进的。

　　但是一般报社的新闻纸库存量仅为十天半个月，至多也不会超过三个月，有几家报社会有那样的实力去建一个大型纸库呢？更由于现在供不应求的新闻纸市场现状，不可能采用赊欠的方式，大量的库存就必须首先支付大笔现金，一个中等规模的报社一年所需3万吨新闻纸，上亿元的资金，又有多少家报社能有如此宽裕的现金流呢？

　　吴海民认为增加新闻纸库存仅仅只能作为报社新闻纸经营的微调措施，用于短期周转，据他估计，目前大部分报社的周转纸都用得差不多了。多数报社只能无奈地接受这种价格，并想办法在其他方面开源节流应对。

　　也有一些报社采用类似于期货合约的形式应对新闻纸价格的波浪型涨跌。广西日报社副巡视员覃士贵告诉记者，广西日报社在新闻纸处于低点位置时与纸厂签订期货合同，约定在合同期限内厂家以某个价格供货，由此应对新闻纸的涨价。但是，覃士贵补充说，在新闻纸价格涨幅较大的情况下，偶尔也会有一些纸厂不遵守合同约定，又必须进行协商督促。

　　2006年在新闻纸价格从2005年的高点跌落时，《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与《经济日报》曾经进行过新闻纸的联合采购，这一联合采购甚至影响了北京新闻纸市场的价格，使北京的新闻纸价格有所降低。也是2006年，由华东报协牵头，浙江13家报纸为核心，也计划成立一个联合体，将有16-17万吨的采购规模，浙江绝大多数报社将通过这一联合体团购新闻纸，以降低采购价格。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副主任郑松才在当时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说，“成立采购联合体可以把分散的采购集中起来取得价格优势，联合采购实现后，将是整个联合体与纸厂谈判，可以用集体的力量监督纸厂，可以稳定新闻纸的价格”。还有一些报社成立专门部门进行纸张等耗材的经营，目的也是试图以规模采购获得议价可能。北京青年报社2001年就成立了北京青年报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北青物流承担了北京青年报社的印刷服务并作为独立的企业与造纸厂和印刷厂发生交易，并以此吸引了一些北京青年报社以外的客户，联合起来与纸厂议价。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联合采购的方式往往只能在新闻纸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比如2006年的新闻纸价格低谷。而在2005年或者是今年以来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下，“团购”的压价作用将很难实现。

　　袁海兴说：“现在的行情不是价格问题，而是如果不是大客户，你即使有现金也拿不到纸。主要原因是纸厂也缺少原材料，不能开足马力生产，新闻纸生产商的生产都没有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排在报社紧迫问题第一位的是确保供应，保证出报，价格被放在第二位。”

　　如同其他行业一样，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必然将成本压力刚性地传导给下游产品，新闻纸市场也概莫如此。面对新闻纸价格的高企，一些报社选择了报纸提价。3月10日，南京市场上的4份都市报《现代快报》《扬子晚报》《金陵晚报》《南京晨报》的零售价集体提高40%至0.7元每份，同时，订阅价格也从每年180元提至每年252元。几份报纸的声明原因皆为：“因为新闻纸张涨价，本报零售价格调整为0.7元/份”。

　　同样涨价的还有《南方都市报》，自2007年11月1日起将其深圳市场的零售价从每份1元上调至2元，成为全国最贵的都市报；改版后《财富时报》从以前的2元提高到现在的5元；《经济观察报》也从去年的2元提高到现在的3元。还有《成都商报》也在4月14日宣布零售价格在周四、周五由0.5元调整为1元。

　　报纸提价带来的好处并不仅仅是增加收入；由于报纸的提价，能使报纸剔除一些于增加广告无益的“无效发行”，增加“有效发行”的比例，一些报人这样分析。但是由于报纸所处的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因此报纸售价的上涨对于各家报社来说是一个艰难抉择，涨价将会承受降低市场认可度，失去市场份额的风险。因此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报纸提价只会出现在两种条件下：

　　一是报纸提价必须建立在报纸对自己在所处报业市场的竞争优势有足够信心的基础上。袁海兴说：“南京涨价的这四家报纸占据了南京较大的市场份额，一些未进入主流的报纸都没有提价。而且即使提价也不敢一下子提太多，只能提两角钱，担心流失读者。”

　　二是一个市场中的多家报纸集体涨价。南京一家报社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同城的其它报纸不涨，我们就无法涨价。轻易涨价会丢失部分市场份额，影响发行量，进而影响广告量。往大里说，事关生死，绝不敢轻举妄动。”《现代快报》副总编辑袁海兴说：“大家都有涨价的意愿，从去年就开始酝酿，现在也算是个‘不约而同’的结果。主要是新闻纸涨价，成本急剧上扬，报社压力大，从长远看，再维持以前的定价不利于报社的持续健康发展。此次涨价是市场行为，是按市场规律办事的。”

　　吴海民说：“报纸独自提价很难，既有产业发展的忧虑，又有市场竞争的忧虑；由于新兴媒体的竞争，报纸的读者本来就在不断减少，如果涨价，读者会流失得更快。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考虑，如果一个市场中，有的报纸提价，有的不提价，提价的报纸很容易就会失去市场份额。因此，很难想象竞争对手不涨价，独自涨价的局面。”而且，如果从涨价幅度角度考虑，报纸提价对于新闻纸涨价的应对效果不佳，他说：“从财务上算账，发行收入本来就仅仅是报纸收入很小一部分，报纸提价如果只是微调，那对弥补新闻纸涨价的损失无济于事，可能还会损伤自己，除非是价格翻番，但从竞争角度考虑，价格翻番具有很大风险。”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的晚报、都市类报纸进入厚报时代。厚报时代的报业赢利模式以严重的成本倒挂为基础：亏损发行，以获取高发行量，吸引更多广告投放。

　　根据中国报业协会的数据，报纸印刷成本是0.17～0.22元每印张，即一份4开56版报纸的印刷成本最低为1.19元，发行成本约占报纸售价36%~40%，印刷、发行两项成本即达1.5元左右，大部分都市报的售价却常常为0.5元，净亏损通常在1元以上。袁海兴介绍，《现代快报》平均四开74版，不算采编、管理成本，光纸张和印刷成本就将近1.8元，而批发价仅为0.3元，一份报纸每天要倒贴1.5元，乘以《现代快报》80-90万的发行量，每天发行亏损就是个惊人数字。

　　厚报的问题还远不止成本倒贴这么简单，其带来的间接负作用是成捆的报纸没有发挥作用就被拉进废品收购站，这一负作用也长期为人们所诟病。

　　《成都商报》总编辑陈舒平在回答关于《成都商报》周四周五零售价由0.5元涨到1元的记者提问时说：“之所以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近期纸张价格包括废纸价格大幅上涨，导致报纸零售价有时与废纸价格严重倒挂。零售市场上出现摊贩捂报惜售，他们不卖《成都商报》给读者或者卖给读者的是不完整的《成都商报》，然后把报纸捂起来当废纸卖。如一份60个版的《成都商报》，卖废纸的价格在0.6元以上，超过0.5元的零售价。加上其正常所得的批零差价，其收益远远高于正常卖一份报纸所得。过去也偶尔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那只是在报纸的版数特别多时，只是极其个别的摊贩这样做，但现在随着纸价持续暴涨，受利益驱动，捂报卖废竟成普遍之势。”

　　在此情况下，可以设想，如果减少报纸版面，将极大降低报纸因新闻纸涨价而导致的成本压力，并能减少这种捂报卖废的经济驱动力。然而，对于报纸“瘦身”举措，业界观点不一。

　　吴海民说：“价格微调对于降低报纸成本效果并不明显，两相对比，报纸‘瘦身’倒是一个策略。”但他认为，不同类型的报纸应不同对待报纸“瘦身”问题，就都市报而言，如果减少版面，那么广告的占版率就会提高，报纸内容就会减少，读者就不满意；而另一方面，他补充说：“提高单位广告面积的价格，以减少广告版面的空间也有限，因为现在的广告市场毕竟还是买方市场，报纸没有更多的话语权，供需关系决定了广告价格。因此，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庄慎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新闻纸价格上涨，报社短期经营压力会增大。原来报纸不惜血本单纯凭借扩版、做厚报吸引读者的单一特征将会转变，转为把内容做得更加精确，更加有个性。”

　　袁海兴则认为今后报业必须走“瘦身”这条路，他说：“厚报的追求就是‘一报在手，什么都有’，以海量信息吸引读者。但是面对网络媒体的竞争，试图以海量信息来应对网络，追求什么都有，那肯定不行。报纸必须坚守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长处，不能拿自己的缺点与其他媒体竞争。”他认为在信息接受日益碎片化的情况下，人们会接触各种各样的媒介手段；报业更不应追求厚报的海量信息供应，报纸“瘦身”将是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在当前新闻纸上涨已成趋势的情况下。